文：Y博
巴黎奧運開幕在即，熱門項目游泳卻爆出巨大爭議：4月20日，《紐約時報》與德國《公共廣播電台》共同報導，在2021年7月舉行的日本東京奧運會前幾個月，中國游泳隊23名成員在興奮劑檢測中出現陽性結果。這本可能讓多名中國最優秀的游泳運動員無法參加東京奧運會，但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以下簡稱WADA）在未親赴現場核實的情況下接受了中國反興奮劑組織的裁定：這些運動員是因為酒店的飲食污染，無意間攝入了極低量的違禁藥物。
藥檢陽性的運動員沒有受到任何處罰，不僅照常參賽，WADA也未將此事公開。而中國游泳隊在東京奧運上發揮出色，獲得包括三枚金牌在內的六枚獎牌。如今在東京奧運會過去快三年的當下，因為美德媒體的爆光，這些獎牌是否乾淨卻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王順與張雨霏這兩位金牌得主均在尿檢陽性名單裡。他們還是巴黎奧運的奪牌熱門，這無疑也給即將開幕的巴黎奧運蒙上陰影。
事件曝光後迅速引發了一些國外運動員的憤怒，美國反興奮劑組織CEO特拉維斯・泰加特(Travis Tygart) 公開指責WADA沒有履行職責，而WADA則強烈反對歐美等國的批評，稱沒有可信的證據質疑中國方面的説法，己方的處置妥當。中國更是以最快的速度反擊，不僅官媒迅速發文強調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背書，稱報導具有「誤導性和潛在誹謗性」，連外交部都下場批判外媒報導失實，「涉及的中國游泳運動員無過錯、無疏忽」。
然而，4月25日，WADA在繼續斥責媒體無根據的同時，也委託第三方對中國游泳隊藥檢陽性一事的處置流程做檢查。據《紐約時報》報導，受到委託的獨立檢察官試圖釐清的問題是：「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為運動員洗清禁藥嫌疑，以及WADA不干預的決定是否『合理』，以及中國是否受到WADA優待。」
在這多方的口水戰中，中國游泳隊「誤服」禁藥的可能性有多大？WADA是否失職？西方對中國競技體育中的問題一點就炸的敏感體質背後，又有什麼故事？
斷送孫楊與俄羅斯天才少女的禁藥 23名中國游泳運動員被查出尿檢陽性的禁藥名為曲美他嗪（trimetazidine）。相比類固醇、促紅細胞生成素（EPO）這些更為人所熟知的興奮劑，曲美他嗪不僅「資歷」還是知名度都小得多，但卻擊中了兩位著名的運動員：中國游泳史上最優秀的運動員孫楊，以及曾有望成為花樣滑冰歷史最佳的俄羅斯天才少女卡米拉・瓦利耶娃（Kamila Valieva）。
類固醇與EPO作為興奮劑的作用非常明顯，前者可以促進肌肉生成，後者則大幅增加血液紅細胞，提高人體攜氧量，都能明確地讓運動員的表現更高、更快、更強。因此，這兩類禁藥曾是最為氾濫，也是最早被嚴厲打擊的興奮劑。
而曲美他嗪作為興奮劑，在作用上更不確定一些。它是1970年代法國科學家最早發現的藥物，主要用於治療心絞痛，原理是在心肌缺氧的情況下優化細胞的能量代謝選擇，緩解缺氧問題。理論上，在一些耗氧量極高的運動項目裡，曲美他嗪或許可以優化運動員的供氧情況，提升耐力。但是曲美他嗪提升耐力的效用只在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身上觀察到過，在健康年輕人中的有效性並不確定，甚至非常可疑。
WADA考慮到曲美他嗪是潛在的代謝調節藥物，在2014年1月將其列入禁藥名單。而曲美他嗪剛剛被列入興奮劑行列後，當時中國水軍靈魂人物孫楊便因此中招了。2014年5月，孫楊在中國游泳錦標賽中尿檢出曲美他嗪陽性。但中國反興奮劑組織採信了孫楊的解釋：由於心臟不好，隊醫給他開了這種藥，不清楚幾個月前該藥納入到了更新的禁藥名單內，於是決定不做處罰。
2014年12月，在國際泳聯（World Aquatics ，2023年更名為世界泳聯）的堅持下，中國泳協回溯禁賽孫楊三個月。由於是回溯，孫楊實際上沒有受到任何禁賽處罰（中國游泳競標賽上的成績被剝奪），相比一般違反興奮劑條例的初犯禁賽二到四年（主觀故意為四年），禁賽期也是非常短。
在中國泳協的象徵性懲戒後，WADA並未介入。但2014年的興奮劑陽性事件後，孫楊在後續國際比賽上與澳洲等國運動員屢次發生口角，形象逐漸從天才泳將轉變為行為乖張的「麻煩製造者」。2018年鬧出拒絕配合藥檢的醜聞後，2020年孫楊被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以下簡稱CAS）重罰八年禁賽（後經申訴縮短為四年），算上2014年曲美他嗪陽性，他已是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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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男子游泳運動員孫楊。 不過真正讓曲美他嗪成為全球焦點的，是2022年北京冬奧上俄羅斯花滑運動員瓦利耶娃的興奮劑醜聞。瓦利耶娃在2021年12月遞交的尿檢樣本被檢出曲美他嗪，但是由於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了相關實驗室運轉，該結果直到冬奧開始後才出來，而此時瓦利耶娃已經幫助俄羅斯獲得了花滑團體賽冠軍。
隨後俄羅斯反興奮劑組織與WADA、奧組委就瓦利耶娃是否應該被禁賽分歧嚴重。經CAS緊急決議，允許瓦利耶娃繼續參賽，但所有成績的有效性都要視最終是否違反興奮劑條例的裁決。2024年1月，CAS裁決瓦利耶娃違反了興奮劑條例，禁賽4年（從藥檢藥性樣本的採樣時間2021年12月算起）。
為什麼曲美他嗪總是容易「誤服」？ 根據公開的訊息，這次中國游泳隊檢出曲美他嗪，樣本取自2021年1月的中國全國游泳錦標賽。200多名參賽運動員中，23人檢出陽性。這23人均住在同一個酒店，體內檢出曲美他嗪含量很低。由於是賽事過程中的尿檢，部分運動員有多次檢測樣本，出現了陰性與陽性反覆的情況，因此中國反興奮劑組織懷疑是誤服或是飲食污染，而非故意使用禁藥。後在公衛部門協助的檢查中，陽性運動員下榻的酒店廚房檢測到曲美他嗪痕跡，於是中國反興奮劑組織最終確定是污染，且不對涉事運動員做任何處罰。
涉及曲美他嗪興奮劑醜聞裡，「誤服」是運動員極為普遍的回應。這或許和曲美他嗪並不明確的有效性以及進入違禁藥品名單時間較短有關。一旦檢查出類固醇、EPO這些作用簡單明瞭的禁藥，運動員很難辯解不是故意為之，而且它們還是注射藥物，説不小心吃錯東西了或許有人信，説不小心給自己打錯針了，恐怕運動員本人也開不了口。
隨著興奮劑檢查越來越嚴，能加速其它藥物代謝的利尿劑成了掩蓋服藥的方法。但被WADA列入禁藥後，利尿劑不僅成了很多運動員栽倒的地方，也因其作用明確，很難辯解。畢竟查出利尿劑陽性只有兩個解釋：要麼是加速代謝，隱藏其它服用的禁藥，要麼是造成脱水減輕體重，在舉重等部分項目中獲取優勢。2016年中國游泳隊陳欣怡就因尿檢利尿劑陽性被取消參賽資格，中國奧運代表團當即表示接受處罰，並責成中國泳協嚴查，沒有任何推脱。陳欣怡後被國際泳聯禁賽兩年。
相較之下，曲美他嗪是口服藥，再加上作為心血管疾病藥物，在部分國家地區使用較為普遍，「誤服」一説聽上去不屬於明顯的謊言。瓦利耶娃藥檢陽性後的回應也是誤服，還提出是誤服了爺爺的藥物。
孫楊藥檢陽性的解釋是隊醫沒注意到禁藥名單更新，自己是正常醫療需要服用。而且當時曲美他嗪屬於賽內禁藥，即賽事期間檢出陽性須接受處罰，賽事外則可以使用。只要檢出量不是特別高，運動員可以辯解檢查出來的部分是代謝殘餘，其未在參賽期間服用。這些是孫楊獲罰較輕的部分因素。
但孫楊藥檢陽性後不久，WADA一方面將曲美他嗪從最初的興奮劑降級為心臟代謝調節劑，另一方面將其從賽內禁藥擴展為賽事內外均禁止。前者反映了曲美他嗪對運動員機能提升有限的事實，可後者卻在實際操作上更加明確了禁止的力度與範圍。
由於曲美他嗪的效果不明確，運動員的粉絲容易採信吃這個藥「沒有用」，相信自己喜歡的運動員是無辜的。可競技體育裡的頂級運動員處於分秒必爭的狀態，若沒有相應的法規限制，會傾向於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提升成績。服用興奮劑並不需要遵循嚴格的「科學道理」，但這種行為本身是需要被杜絕的。
從反興奮劑的處置原則看，要讓「誤服」曲美他嗪的説法成立並不容易。興奮劑檢查與處罰是遵循運動員負有無過錯責任。這意味著一旦查出藥檢陽性，對運動員會疑罪從有，不能説因為有可能誤服就脱罪，而是必須提供完善的證據，證明確實是誤服。就算誤服，也是根據具體情況來考慮能否減輕處罰，不等於立刻就避免處罰。
以瓦利耶娃的「誤服」為例，競技運動員的飲食保健都極為嚴格，她表示「不小心吃了爺爺的藥」，若根據疑罪從無原則，那確實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可依據反興奮劑原則，這理由明顯不夠充分。瓦利耶娃團隊後來提出可能與爺爺共用一個水杯導致污染的説法，更是有些荒謬，也反映了其希望通過提供「誤服」的具體情景細節來證明誤服。
曲美他嗪坐實「誤服」的例子是美國游泳運動員瑪迪辛・考克斯（Madisyn Cox）。2018年，根據考克斯提供的開封與未開封的一款維生素保健品，經檢測確認含有曲美他嗪，也是考克斯之前檢測陽性的來源，因此CAS將國際泳聯規定的兩年禁賽縮短為了六個月。相比之下，中國游泳隊23人檢測出陽性的「誤服」事件，卻沒有一人被處罰，自然引起了國際輿論的不服。
WADA的處置遭非議，其自身責任幾何？ 從公開的中國游泳運動員藥檢陽性訊息看，確實存在意外污染的可能性：這些陽性的運動員來自全國各地，交集就是共同居住的酒店。中國不同地方的運動員都服同一個藥，碰巧還在一個酒店碰頭，而其它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運動員，恰好都不服這個藥，這機率似乎非常小。根據WADA的訊息，瓦利耶娃檢測陽性時的曲美他嗪含量計算是一微克每毫升，而這些中國運動員是一納克每毫升，相差1000倍。這也讓飲食中微量污染有了合理的可能性。
因此，WADA接受中方的結論不能説毫無道理。可是另一方面，WADA的作為也有多個疑點。
首先是誤服的來源不確定。中國反興奮劑組織指出廚房檢測出曲美他嗪，但這種片劑形式的處方藥為什麼會出現在酒店廚房？這並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美國反興奮劑組織CEO嘲諷WADA是隨便找了個沒人能信的理由。
其次，整個調查都是中國反興奮劑組織完成，WADA所謂的「獨立調查」，只是要來了中方的完整調查文件，再諮詢相關專家。WADA沒有對涉事地點做實地考察，也沒有做獨立的複檢、質詢相關人員。其中有當時中國COVID-19疫情防控政策讓WADA難以進入中國的客觀原因，可也導致所謂的「調查」成了中國反興奮劑組織的一家之言。
再者，中國當時的防疫政策讓中國反興奮劑組織也很難展開工作，進一步讓調查偏離常規。例如這個關鍵的誤服證據：酒店廚房檢測出曲美他嗪，是由隸屬中國政府的公衛部門完成。這個操作讓存在利害關係的政府介入過多，也缺乏國際監督。
最後，運動員尿檢樣本是2021年1月獲得的，接下來幾個月都是中國反興奮劑組織在負責調查，6月才將最終報告遞交給WADA。整個過程中，不僅中國反興奮劑組織沒有在最初發現尿檢陽性後提出暫時禁賽的處理，此後無論中國反興奮劑組織還是WADA也都沒有公開相關調查。這些做法雖然沒有直接違反反興奮劑的規定，但確實違背了許多先例。
很多類似案例受到過更嚴厲的處置。瓦利耶娃在北京冬奧上爆出藥檢陽性後就被暫時禁賽，通過緊急申訴才被俄羅斯反興奮劑組織允許繼續比賽。這種暫時禁賽雖不是必須，可確實已經成為常規處理方案。此外，根據反興奮劑條例，在調查期間，反興奮劑組織沒有義務公開相關調查，調查完成後若是確認運動員無辜也沒有公開的義務。但考慮到這次涉事人員之多，中國反興奮劑組織與WADA的不公開，很難説是負責任的。
面對中國方面給出的「誤服」結論，WADA有自己的困境：不僅沒有太多實質證據能反駁中方結論，在處於疫情嚴控狀態下的中國尋求重新調查實際可行性也存疑。按WADA解釋，當時諮詢的律師告知，如果去CAS申訴反對中方結論，成功率是零。可如今在西方社會為代表的全球輿論譁然中，變成其「支持」中方結論且「洗清」、「掩蓋」相關事件，必然威脅到WADA的信譽，以及從公眾到運動員對賽事公平性的信心。
包括這次中國游泳隊禁藥風波在內，一次次的藥檢醜聞也讓如今競技體育反興奮劑的運作模式困境顯露無疑。WADA的工作方式是一種榮譽制度：各國有自己的反興奮劑組織，運動員的檢查、處分首先由這些地方性質的反興奮劑組織完成。
WADA若不認可某個國家的反興奮劑組織的調查結果或處分決定，才會「接手」，而且需申訴要求CAS仲裁，不是直接推翻初始調查決定。由於一線檢查、處置權不在WADA，該機制能完善運作的前提便是各國遵守榮譽制度：如實上報違規行為，且以較為一致的標準處罰違規行為。
儘管奧運五環象徵五大洲團結，但以奧運為代表的國際競技賽事早已被很多國家當成了沒有硝煙的戰場。80年代冷戰時期，西方國家抵制莫斯科奧運會，轉頭蘇聯抵制洛杉磯奧運會以示報復。運動員是國家的代表，取得的成績是國家榮譽，在集體主義、舉國體制的導向下，本國的反興奮劑組織很難遵守查處興奮劑所需要的榮譽制度：把自己人抓了，獎牌不就讓外人拿去了？
威權國家的反興奮劑組織更是容易掉入不作為甚至是作惡的陷阱。對於這些國家，奧運等賽事往往是國家贏得榮譽的管道、執政者彰顯政績的窗口，當運動員取得好成績成為政治任務時，興奮劑也會變成必要的工具。在非威權國家，反興奮劑組織面對的更多是運動員個體，或是簽下多位運動員的商業機構，即使著名運動員或大型體育機構可能也很有權勢，但畢竟不是政府權力能比擬的，更不用説威權政府的廣泛權力。
這也意味著威權國家容易出現政府主導的群體違反興奮劑管理的風險。歷史上，前蘇聯曾有過大量政府支持的、系統性使用興奮劑的案例。東德則從1968年到80年代末，有超過9000名運動員在國家體制下使用興奮劑。很多東德運動員是在不知情或是被迫的情況下使用禁藥，以達到為國爭光的目的。而2010-2014年俄羅斯運動員的群體興奮劑違規事件，更是主要靠俄羅斯反興奮劑組織的掩護得以完成，足見WADA榮譽制度的缺陷。
當下反興奮劑制度的缺陷眾所周知，又促成許多國家間的相互猜疑。這次中國游泳隊尿檢陽性事件曝光後，WADA反擊美國反興奮劑組織CEO的指責是出於「政治原因」，也反映出了這種相互猜疑的背景。西方民主國家看到中國等威權國家運動員「犯事」，很容易聯想到反興奮劑管理在這些國家受到強權左右的可能性，總有真相被掩蓋或被避重就輕的擔憂。而被猜忌的國家，包括這些國家的民眾，也會認為這是針對性的有罪推定。
中國游泳隊難以擺脱的歷史污點：系統性使用興奮劑嫌疑 23名運動員藥檢陽性曝光後，西方多位運動員指責中國運動員作弊，中國方面不僅是官方帶頭反擊，民眾也普遍認為西方人故意刁難，這種中西方輿論的強烈反差背後還有一段被悄悄隱去的歷史：中國游泳隊曾經很有可能系統性地使用興奮劑。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莊泳等五名中國游泳隊員獲得四金五銀的驚人成績，成就了家喻户曉的「五朵金花」的美名。如今，五朵金花時代仍在中國境內被描述為中國體育的歷史性突破。但這幾名運動員過於男性化的形象，她們魁梧的身形，甚至隱約有喉結，在國外早就被懷疑使用了禁藥。另外一個重要線索是教練組的變動：1986年中國與東德通過人員交流的形式，為游泳隊引入一位東德教練。而出身於舉國使用興奮劑體制裡的東德教練，也開啓了中國游泳隊的突然爆發。
奧運後五朵金花相繼退役，但中國游泳隊集體使用興奮劑的傳聞在兩年後的廣島亞運上就被坐實：11名游泳運動員檢出使用類固醇。1998年澳洲珀斯世界游泳錦標賽，中國隊隊員原媛在機場被發現攜帶13瓶生長激素，直接被澳洲驅逐出境，另外四名運動員則被檢查出利尿劑陽性。
中國從來沒有承認過系統性使用興奮劑，中國游泳隊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在國內也不被聲張。但當年中國運動員是各地方運動隊選拔管理，不是西方商業化的個人團隊，很難想象這種大規模使用禁藥沒有管理者和體制的支持。不僅是游泳隊，田徑也是重災區，同樣涉此爭議的，還有在不少國人心目中仍是東方奇蹟的「馬家軍」。1998年，趙瑜發表《馬家軍調查》，原書有披露馬俊仁逼迫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內容，但出版時禁藥部分被全章刪除，2015年再版才得以恢復。
西方體育界人士，尤其是那些90年代親眼見證中國隊興奮劑醜聞的教練員們或體育運動管理者，聽到23名中國游泳運動員藥檢陽性，很難不聯想起這些前塵往事，懷疑這是否在延續當年的系統性作弊。畢竟中國從來沒有承認過問題，這種隱匿不光彩歷史的行為也使得中國難以擺脱過去。
偶然的時候，中國游泳乃至中國體育這段被掩去的過去也會在不經意間被人揭開一絲縫隙。2001年，當時代表中國游泳復興希望的新生代羅雪娟在全運會的新聞發佈會上稱「身後的泳池不乾淨」，但自己是「乾乾淨淨出來的」。在指涉對中國游泳存在興奮劑使用問題，後來羅雪娟質疑，部分運動員在國內比賽成績優良，卻總能在國際比賽前穩定退步到落選（避免了國際賽事更嚴格的藥檢），顯然是暗示某些地方的運動員靠系統性用藥在國內競賽中給自己的省市政府「長臉」。
中國可以在國內遮掩掉過去的系統性使用興奮劑現象，可中國運動員走上國際賽場時卻要面對很多不公平的質疑。例如葉詩文在2012年倫敦奧運表現出色，卻被毫無依據地質疑「成績反常」。對於當年只有16歲的葉詩文來説，個人的天分和努力均不被承認，這非常殘酷。巴黎奧運上，中國游泳隊也必然將面臨更多敵意。如果中國反興奮劑組織與WADA能更早與國際社會溝通、更透明地進行調查，是可以盡力避免的。
北京冬奧上最令人難過的一幕，無疑是未滿16歲的瓦利耶娃揹負藥檢陽性的重壓參加個人賽，結果失誤頻頻，當場失態哭泣又被教練訓斥。而前蘇聯與東德系統性使用興奮劑之後，受損的也不僅是國家信譽和體育賽事的公平性，大量運動員長期需要承受禁藥帶來的身心影響才是最直接最無法補救的傷害。
中國游泳隊最需要的恐怕既不是外交部的幫腔，也不是WADA的背書，而是那些被為國爭光的口號壓抑得無比微小的運動員，可以不再是國家榮譽的附屬品，既能正視前輩們違背體育精神的過去，也能自由追尋屬於一個運動員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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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